温江公墓有哪些成都大朗福陵园多少钱：平原农村的丧葬习俗调查

成都平原农村一直有厚葬的传统，老人丧礼的隆重程度往往超过年青人的婚礼。现在虽然实行火葬，丧葬仪式越来越简化，宗教色彩也越来越淡，但老人丧葬（俗称“喜丧”）的“热闹”气氛并没有淡化，亲戚乡邻合作办丧葬的传统也一直坚持。下面便以位于温江、郫县、灌县（都江堰市）三县交界处的温江三邑7组97岁的蒋母的葬礼为例进行介绍。

成都平原农村的老人只要神智清楚，都不愿死在医院，而要在自己家里及亲人的守候下离开人世。蒋母只有一儿一女，3个孙女。蒋母病重后，儿子、儿媳和女儿一直守候在身边，在沈阳打工的孙女和孙女媳也在她去世的前2天回到了家里。

老人一离开人世，守在身边的亲人就要边哭边放鞭炮和烧纸钱。邻近的人特别是本村民小组的听到鞭炮声后大多要带着纸钱、鞭炮、花圈或祭幛去丧家吊唁，并帮助丧家料理丧事。丧事一般由村民小组长主持，除特殊情况外，本组居住的所有家庭都至少要派1个人到丧家帮忙，由组长安排各自的工作。本组村民干的事情大体有以下几类：

（1）抬丧，由12-16名青壮年男子组成，每次抬丧需要8人，其他轮流换班；

（2）陪伴死者的子女守灵堂，每班4人，半天一换，白天多为妇女，晚上为男子；

（3）招待客人，主要是烧茶水（一般需要1-2名妇女）、煮饭烧菜（10人左右）、洗碗端菜带摆桌子（8-10人）、打扫卫生等；

（4）记账，即登记来客所上的礼金与礼物，一般由主人信得过的2人负责，一人登记，一人管钱；

（5）采购，主要是购买招待客人的菜。本组村民为丧家办事，都是义务，不要工钱；但丧家得招待前来吊唁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并给抬丧的人送红包。

在2005年前一般给每个抬丧的人送4元，表示四季发财；近2年，每人送12元，表示“月月红”，终岁平安。2008年7月23日上午蒋母去世，三邑7组有50多家除一家因与蒋家有很深的矛盾没有来吊唁外，全部在当天到蒋家进行了吊唁；7月25日，即出殡的前1天，到蒋家帮忙的有50多人，其中抬丧的有16人。

在老人去世的当天，丧家要派人将死者的生辰八字与死亡时辰送到端公（即阴阳先生）那里请端公测算安葬的时间（有的还要测算火化时间），并请端公在安葬的前一天上午来为死者选墓址、在出殡时为亡人指路。端公的报酬并没有明码标价，而是由主人封红包随意给，少者12元，多者几百元，现在多在60-80元。蒋母去世，请端公测算火化和安葬时间、选墓址、指路和封灵等全套，给了80元的红包。

成都平原老人去世后，多在第2天火化，第4天以后安葬。从老人去世的当天直到安葬那天，所有前来吊唁的宾客，特别是本组的都要由丧家招待，本组内几乎所有农户都在这期间不生火做饭，全部在丧家吃饭。每餐都有酒有肉，其中安葬的前一天晚上和安葬后的当天中午是正餐，一般要请厨师来掌勺，每桌都有10多种荤菜。蒋母是死后第4天安葬的，从蒋母去世的当天晚上开始直到安葬那天的中午，除与蒋家有仇的那家外，三邑7组所有人员都在蒋家吃饭。2个正餐，每餐有30桌（每桌10人），每桌有近20个菜；3个早餐，每餐都有10多桌，每桌都有稀饭、馒头和几个菜；其他4餐，每餐都有20多桌，每餐都有10来个菜。

由于办丧事客人多，时间长，其招待费开销大，再加上礼仪开支，普通农家很难独自承受。因此，成都平原农村在办丧事时形成了一套协作帮工与费用分摊机制：帮工协作的主要是本组的人，本组的农户除派人帮工外还要上人情；死者的儿媳妇的娘家要贡献办丧事的主要祭品——猪肉，一般每个儿媳的娘家要贡献1头肥猪；死者的出嫁女儿要出钱请乐队（解放前是请道士、和尚）为死者送行。

本组农户所上人情的大小与自己家里的人口和到丧家吃饭人员的多少、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只与整个生活水平和相互交往的人情的大小有关。如张家有5口人，李家的老人在第6天才安葬，张家全家5人要在李家吃5天，李家在张家的老人去世时只有2人吃了2 天上了50元的人情，张家在李家办丧事时也一般还60元的人情；同理，如刘家只有1人在家，但李家在刘家办丧事时上了100元的人情，刘家在李家办丧事时也至少要还100元。不过总的来说，人情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1990年代一般为每家30-50元，2000年以后每家为50-100元。蒋母去世，蒋家收礼金13000多元，多数为本组农户所上。

肥猪一般由儿媳的娘家宰杀并将猪毛扒净和将内脏洗净后成整头送来，先放在灵前祭祀，然后用来招待客人。儿媳的娘家为了面子，送来的肥猪一般都较大，毛重在200斤左右。如死者的儿子多，为保证猪肉新鲜，一般由各个儿媳的娘家之间协商后轮流献贡，通常每天献一头，当天吃不完的猪肉可由娘家带回去，据说，吃祭祀过长寿老人的猪肉可延年益寿，以前还有人相信如使用长寿老人丧事用过的碗吃饭可健康长寿，因此长寿老人丧事用的饭碗大多被客人带回家；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也有部分儿媳的娘家直接将肥猪折合成钱，交给丧家的，丧家办完丧事后也将剩下的猪肉折合成钱返给儿媳的娘家。

2004年，3队的杨父去世，在死后的第5天安葬，杨父有4个儿子在家娶妻，4个儿媳的娘家每家提供了一头大肥猪（一天一头），丧事结束时还剩下半头猪近100斤肉，每个儿媳的娘家分了20多斤。2006年，4队胡父去世，在死后的第4天安葬，胡父也有4个儿子在家娶妻，就只有3个儿媳的娘家提供了肥猪，还有一个儿媳的娘家按当时的猪价折合成1000元钱提供给胡家，在安葬后的当天晚上，胡家给每位儿媳的娘家返还300元现金。蒋母只有一个儿子，儿媳的3个哥哥合起来送来一头毛重198斤的大肥猪。1头肥猪不够用，蒋家还出钱购买了100来斤猪肉。

老人的丧事被称为“白喜事”，一定要有热闹的气氛。解放前有钱人家做“白喜事”，不仅要请和尚、道士念经做“道场”，给死者超度，让死者在阴曹地府不受地狱之苦，早升西天极乐世界；而且要请放铳的和吹唢呐的营造热闹气氛。现在和尚、道士少，做“道场”已经很罕见，但普通农户办“白喜事”大多要请乐队，乐队既有唢呐演奏和歌舞表演，还有专门放礼炮的和表演魔术的，请乐队的钱一般由出嫁的女儿出。如果死者没有女儿或者女儿、女婿家特别困难，也可由死者的儿子出钱请。乐队表演一般在安葬的前一天晚上，如死者家的女儿多或者特别有钱，也可从死亡那天晚上开始连演几场。现在请乐队办丧事表演一晚上价格一般在2000元到4000元之间。蒋母的女儿花3000元请了一支10多人的乐队。这支乐队既有西洋乐器长短号、电子琴，又有传统的唢呐、锣鼓，还有放氢气弹的礼炮。表演从礼炮连发97响开始，节目有歌舞、魔术、小品、气功、杂技、唢呐独奏等。其中唢呐独奏《柳青娘》和短剧《哭蒋母》让人心酸悲切，心痛哀嚎，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一起悲伤，一起掉泪。在节目之间还夹杂着2-3响礼炮。整个演出持续了3个多小时，演出现场时而欢快，时而悲伤，观看演出的有300多人，除了吊唁的客人外，还有专门来观看演出的邻近村民小组的村民。

送殡安葬是整个丧礼的高潮。蒋母发丧时间是上午8点钟，首先是礼炮连发97响表示正式发丧，接着是丢纸钱人和乐队开路，彩旗队紧随，灵牌遗像为首，抬丧队、送丧孝子和前来吊唁的宾客在后，整个送丧队伍有200多人，非常壮观。到墓地下葬时礼炮再次连发97响，并以乐队伴奏。

安葬后，送葬的人员还要回到丧家，由丧家摆宴席招待。这时就不再有悲伤气氛了。

老人安葬后，还要举办“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百日”、“周年”等祭拜活动，除“五七”、“百日”和“周年”需死者的较多的近亲参加外，其他都只有死者的子女参加。蒋母过“五七”的那天中午有5桌客，没有亲戚关系的邻居都没有参加。

如果将成都平原农村的丧事与祝弥、祝寿、婚事等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充分体现了村民小组的共同体性质。同组的老人去世，除与死者家庭有深仇大恨的家庭外，所有村民都要为死者的安葬出钱出力，并在死者去世到安葬的几天时间内过集体生活，全组的人都会感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邻里相亲相爱的温暖。而祝弥，又称“送粥米”、“打十朝”一般只有亲戚和好友参加，没有亲戚关系的乡邻基本上不参加；祝寿，不论是小孩过周岁、三岁、六岁、九岁和十二岁，还是老人过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也只有亲戚和好友参加；婚事，同组的虽大多参加，但仅限于有人情往来的家庭送礼金，一般只吃两顿饭。二是反映了姻亲之间共同承担丧葬费用的机制。出嫁的女儿请乐队，儿媳的娘家送肥猪，都是一种责任，前者是为了尽孝——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后者为了帮儿媳完成安葬公婆的义务，都不需对方偿还。而祝弥、祝寿和婚事，姻亲虽也送礼物和礼金，但数量一般都较小，每家在200元左右，而且一般都需对方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对等偿还。

成都平原农村这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开展互助协作和姻亲之间分摊费用的办丧事机制，有两个作用：一是基本上能使所有老人的丧事都办得隆重热闹。成都平原农村的丧事虽然总开销大多要超过1万元，在2万元左右，但由于同组的人都要帮工送礼，所有的亲戚特别是死者的女儿一家和儿媳娘家都要分摊丧葬费用，死者的家庭为办丧事负担的费用并不多，一般都在5000元以内，这是普通农家能够承受的。如前面提到的杨父的丧事总开支2万多元，但由于收礼金8000多元，猪肉没有买，请乐队是出嫁的女儿出的，每个儿子只分别出了不到1000元现金；蒋母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丧事也花了2万多元，但由于收礼金13000元，儿媳的娘家送来一头猪，女儿出钱请了乐队，儿子也只补了3000多元钱（包括物质）。隆重的丧事可以让死者体面的离开人世，充分体现成都平原农民重视生命、尊重死者的价值取向，这可能是成都平原农村老人几乎没有自杀的原因。二是强化了姻亲的重要性和村民小组的共同体性质。出嫁的女儿也有承担养老送终的义务，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使得以男系血亲为基础的宗亲关系难以发挥突出作用，不会出现生子竞争。成都平原农村的村民小组的人口规模大多在150人左右，平均每年约有两位老人去世，每年约有2次的集体葬礼强化了村民小组的共同体性质。这可能是成都平原大多数村民小组至今还能坚持生增死减的土地承包政策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难以传播的原因。